杭州的夏天比温州更闷，柏油路上蒸腾的热气裹着汽车尾气，扑在脸上像被人捂住了口鼻。杨泽东背着布包站在西湖边，看着画舫在荷叶间穿梭，岸边的游客举着相机说笑，突然觉得有些恍惚——几天前他还在鞋厂车间里闻着胶水味，现在却站在这被人称作“天堂”的地方，脚下的路软得像踩在棉花上。

他按周老头给的地址找了三天，才在一个老旧的写字楼里找到那家“山桃树期货咨询公司”。门是玻璃的，擦得锃亮，里面摆着几排电脑，屏幕上全是跳动的红绿数字，几个穿着衬衫的人盯着屏幕，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，空气里弥漫着烟味和一种紧绷的沉默。

“找谁？”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抬头问他，语气里带着不耐烦。

“我找陈会计，周师傅介绍来的。”杨泽东把布包往身后挪了挪，手心有点汗。

年轻人朝里间喊了声：“陈哥，有人找。”

里间走出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头发花白，背有点驼，却戴着副金丝眼镜，透着股文气。他上下打量了杨泽东一眼，慢悠悠地说：“老周的徒弟？进来吧。”

陈会计的办公室更小，一张堆满文件的办公桌，两把椅子，墙角堆着半人高的旧报纸。他给杨泽东倒了杯白开水，杯子上印着的“某某电器城”字样已经磨掉了一半。

“老周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你的事，”陈会计呷了口茶，“在鞋厂待过？”

“嗯，三年。”

“懂棉花？”

杨泽东愣了一下，随即点头：“裁过棉布，知道新疆棉绒长，南方棉回潮率高……”

陈会计笑了：“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期货市场的棉花，看的不是绒长，是供需，是政策，是国际盘的脸色。”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打印纸，“这是近五年的棉花价格走势图，你先看看。”

纸上的曲线像条挣扎的蛇，忽高忽低，有些地方甚至是垂直下跌，看得人心里发紧。杨泽东盯着那些曲线，想起周老头说的“悬崖”，后背莫名有些发凉。

“想做？”陈会计问。

“想。”杨泽东的声音有点干，“但我不懂。”

“不懂可以学。”陈会计指着外面，“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在我这打杂，端茶倒水，打印资料，顺便看看他们怎么操作。工资没有，管你两顿饭。”

“行。”杨泽东没犹豫。他知道，这是他能摸到那个世界的唯一机会。

接下来的半年，杨泽东成了山桃树公司的“影子”。他每天最早到，把地板拖干净，给每个人的茶杯灌满水，然后就搬个小板凳坐在角落，看着那些人在电脑前买卖、争吵、欢呼、叹气。他把每天的棉花价格记在本子上，把听到的“库存数据”“进口关税”“美元指数”这些词抄下来，晚上回那个月租三百块的阁楼里，对着电脑查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他像块海绵，疯狂吸收着一切信息。陈会计偶尔会提点他几句：“看K线不光看涨跌，要看成交量，量能跟不上，涨也是虚的”“政策面比技术面狠，一纸文件能让你从天堂跌进地狱”。这些话他都记在心里，反复琢磨。

公司里的人大多看不起他，觉得这小子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，坐在角落像尊闷葫芦，肯定成不了事。有次一个姓王的操盘手亏了钱，心情不好，故意把杯子摔在地上：“杨泽东，没长眼啊？不会收拾一下？”

杨泽东默默走过去，蹲下来捡玻璃碎片，手指被划破了，血珠滴在地板上。他没吭声，只是用纸巾擦干净，继续干活。陈会计看在眼里，没说话，第二天却把他叫到办公室，扔给他一本《期货市场技术分析》：“看完这个，给我讲讲什么是MACD。”

半年后，杨泽东已经能看懂K线图，能说出棉花的主产国和进口数据，甚至能根据库存报告预判短期价格走势。陈会计让他开了个实盘账户，给了他五千块：“练练手，亏了算我的，赚了归你。”

那五千块像块烙铁，揣在他兜里烧得慌。他盯着屏幕看了三天，才颤抖着手买了一手棉花期货。接下来的五天，价格涨了又跌，他的心跟着像坐过山车，夜里根本睡不着，凌晨三点爬起来去网吧看盘。第七天，他咬着牙平仓，赚了三百块。

拿着那三百块，他第一次体会到比领到工资更强烈的激动——这不是靠力气换来的钱，是靠判断，靠勇气。

从那以后，他开始用自己的钱操作。先是一万，然后是三万，每次都小打小闹，赚了就取出来一点，亏了就停下来复盘。一年下来，他不仅没亏，还赚了两万多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摸透了棉花期货的脾气——这东西像山里的野猪，看着凶猛，其实有迹可循，只要耐住性子等，总能等到下手的机会。

2008年春天，陈会计把他叫到办公室，指着电脑屏幕说：“你看，纽约期货交易所的棉花主力合约开始放量了。”

屏幕上的曲线像被注入了力气，开始缓缓向上爬升，成交量一栏的柱子明显变高。杨泽东的心猛地一跳，他最近一直在跟踪国际市场，知道美国南部几个产棉州遭遇了旱灾，而印度那边又传出限制出口的消息。

“供需缺口要来了？”他问。

“不是要来了，是已经来了。”陈会计点上支烟，“老周当年跟我说过，做期货要等‘势’，势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现在这架势，就是棉花的势要起来了。”

杨泽东盯着屏幕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。他这些年攒的钱，加上在期货市场赚的，一共是十七万。这是他的全部家当，是从十五块钱一步步滚起来的血汗钱。

“陈哥，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有点发紧，“要是现在把所有钱都投进去，会怎么样？”

陈会计的烟顿在半空，猛地看向他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全投进去。”杨泽东重复道，“买多棉花。”

“你疯了？”陈会计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，“期货有杠杆！你十七万，按十倍杠杆算，就是一百七十万的单子！涨十个点你能赚一十七万，跌十个点，你就全没了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杨泽东的眼睛亮得吓人，“但我觉得，不止涨十个点。”

“你觉得？”陈会计气笑了，“市场凭你觉得？去年有个老板，觉得豆油要涨，把厂子都抵押了，结果跌了十五个点，跳楼了！你想步他的后尘？”

“我不是凭感觉。”杨泽东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纸，上面全是他做的笔记，“美国农业部的报告显示，库存消费比降到了五年最低；印度的出口关税提高了三个点，贸易商肯定会囤货；国内的纺织厂最近都在补库存，现货价格已经开始涨了……”

他一条一条地说，语速越来越快，眼睛里的光越来越亮，像是在解剖一头猎物，把它的骨头、筋肉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陈会计看着他，又看了看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记，没说话。他做了二十年期货，见过太多想一夜暴富的赌徒，也见过太多谨小慎微的胆小鬼。这年轻人不一样，他的眼睛里有赌徒的狠劲，却又带着种近乎偏执的冷静，像头潜伏在草丛里的狼，盯着猎物的时候，连呼吸都透着算计。

“老周让我多照拂你。”陈会计沉默了半晌，缓缓开口，“我劝你，投一半，留一半后路。”

杨泽东摇摇头：“要么不投，要投就全投。留一半，涨了会后悔，跌了也守不住。”

他想起13岁那个雨夜，要是当时他犹豫了，没钻进那艘客船，现在大概还在香炉山挖何首乌。机会这东西，像山里的蘑菇，错过了这波雨，就只能等下一年，可谁知道下一年会不会有洪水？

那天晚上，杨泽东在阁楼里坐了一夜。窗外的霓虹透过破旧的窗帘照进来，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像他小时候见过的蛛网。他把存折拿出来，一遍遍地数上面的数字：十七万六千二百三十五元。

每一块钱，都带着温度。有在餐馆洗碗时冻裂的指尖的温度，有在鞋厂裁皮革时磨破的手掌的温度，有在期货公司端茶倒水时低头的温度。把这些都投进去，像把自己这几年的挣扎、隐忍、拼命，全都押在那跳动的数字上。

他想起自己的样子，想起他额头上的血包，想起他自己给拿的鸟蛋时颤抖的手。他也想起父亲的巴掌，想起土坯房墙角的蛛网，想起那个只有十五块钱却敢钻进货仓的自己。

怕吗？

怕。怕输得一无所有，怕又跌回那个深渊。

但更怕的是，看着机会从眼前溜走，一辈子困在原地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他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窗户。清晨的风灌进来，带着点凉意，吹得他脑子格外清醒。

他拿出手机，给陈会计发了条短信：“陈哥，明天帮我开户，全仓多棉。”

发送成功的提示弹出来时，他的手在抖，心却跳得异常有力，像擂鼓一样，震得胸腔发疼。

他知道，从按下发送键的这一刻起，他就站在了悬崖边上。前面可能是万丈深渊，也可能是铺满黄金的大道。

没有退路了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转身下楼。网吧的门刚开，老板娘打着哈欠在擦桌子。他走到最里面的机位坐下，开机，调出棉花期货的走势图。

屏幕上的曲线还在缓缓爬升，像一条正在苏醒的巨蟒。

杨泽东盯着那条曲线，眼神里最后一点犹豫也消失了。他攥紧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——疼，但很踏实。

这一把，他赌上了所有。